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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:生活垃圾分类越细 可回收垃圾越值钱

2019年08月14日 04:33 来源:新京报 

  北京市政府参事、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

  生活垃圾分类越细 可回收垃圾越值钱

8月1日,北京市政府参事、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。

  新京报记者

  吴江 摄

  7月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也修订在即,修订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。

  首都生活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,有一位70岁老人,半生岁月都“与垃圾为伍”。他叫王维平,曾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,也是北京专业研究垃圾分类最早的一批人。

  1986年,王维平放弃医生职业,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。6年后,43岁的王维平又自费去日本留学,学习环境化学和环境工程。在日期间,他每天八小时上学,八小时打工,一天只睡四小时。

  1995年学成归国,王维平进入北京市环卫局,负责管理北京的垃圾场,包括选址、建设、管理、检查。他常在周末穿上旧衣和拾荒者一起捡垃圾,与十多个拾荒队伍的“帮主”们成了朋友,就这样一点点摸索垃圾治理的经验,撰写了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》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》等。

  目前,70岁的王维平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。在当前生活垃圾分类热潮下,王维平指出,各地自然条件、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同,不宜在全国层面出台统一的分类方式。此外,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将来有必要进一步细分,“分得越细、后期处理越方便、可回收垃圾越值钱”。

  谈生活垃圾分类

  遵循由简入繁原则 不能急功近利

  新京报: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需要什么基本条件?

  王维平:前端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由后端的处理方式决定,做好生活垃圾分类,首先要具备分别处理各类垃圾的设施,以及分别回收利用的产业体系。其次,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%以上。政府、企业、公众、社会组织也要形成合力。

  新京报:你怎么评价北京和上海的两种分类模式?是否应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?

  王维平:两个城市的自然气候条件、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一样,难以直接对比。北京的生活垃圾四分法,是根据全市垃圾后端处理手段和加工利用体系,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质决定的,上海也一样。

 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“一刀切”,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。

 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。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,也不利于居民记忆。更重要的是,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。

  新京报: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,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?

  王维平:要细化,分得越细,后期处理越方便,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。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,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,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,才能往下细分。

  此外,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,循序渐进的原则,不能急功近利。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,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。

  谈垃圾治理法规

  完善法规 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

  新京报: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,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?

  王维平:1995年,我刚从日本回国,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,政府也很支持。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、需要的条件、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,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。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,前面分类,后面混装混运,混合处理,没有效果。

  2008年,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,实现居民分别排放,各类垃圾分别运输,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。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,条件就比较成熟了。

 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。1995年4月1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实施,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,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。2005、2013和2016年对这部《固废法》进行修订,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。

  2017年,全国人大组织《固废法》执法检查,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。今年6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,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系统。

  今年,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。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。

  这些条件具备了,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。

  谈农村垃圾处理

 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

  新京报: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?

  王维平:2006年起,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。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,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,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。余下的农村情况,刚刚开始介入管理。

  新京报: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?

  王维平:农村面积大,人口少且居住分散,人员结构相对简单,垃圾怎么分类、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。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,低于600吨/日,垃圾焚烧不能产电,填埋场要达到1200-2200吨垃圾/日,使用寿命20年以上,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。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,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,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。

  新京报: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?

  王维平: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,就近就地解决,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,摸索运营经验,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,统一核算。

  谈我国垃圾问题

  超1/3城市面临“垃圾围城”

  新京报: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?

  王维平:随着国家人口、城镇化率、居民消费水平增长,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。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,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。

  新京报: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?

  王维平: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。垃圾污染土地、水、空气,影响人体健康,造成呼吸道疾病、痢疾、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。

  其次是资源浪费。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,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,彻底丧失使用价值。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、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,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,会造成资源浪费。

 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,增设处理厂,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。

  新京报: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?

  王维平:最优对策是减量化,在生产、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。1989年,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,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,到2018年,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%。

 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。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;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、储存、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

 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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